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终结于三国。其实这三国在东汉末年并非条件最优，他们能从逆境中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很好地利用了自己可以依赖的社会基础。 下面，我将就曹魏政权的社会基础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曹操并不是士族出身。由于曹操曾被宦官曹腾收养，所以他在初期基本上是属于宦官集团的。这就使曹操在初期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为在东汉末年的宦官外戚相争中，本来属于中间力量的士族已经跃于统治地位，曹操的宦官集团背景使他在初期不得不依靠其他的力量崛起。

　　这种力量很快便出现了。首先是曹氏和曹操的本家夏侯氏的家族力量是曹操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但是这时曹操还没有一个稳固的社会基础。继而，在讨伐黄巾军的战斗中，曹操收编了对它具有决定作用的青州军并逐渐占据了他的根据地——山东地区(兖州)。这时的曹操，已经成为一支有实力的地方力量，于是开始得到部分地方士族地主的支持。

　　在这一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发展，有两种路线供曹操选择，即依靠士族地主或者依靠中下层人民(农民和中小地主)的力量。当时的情况是，中下层民众要求安定的社会环境，要求发展生产;而上层士族要求在政治上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正统”的统治秩序，在经济上保护他们土地的占有。如果依靠中下层人民，曹操可以也必须在经济和军事上得到发展，但是无法通向士族掌控的中央政权;如果依靠士族，虽然理论上打通了通向中央政权之路，但在士族中的地位，曹操永远及不上四世三公的袁氏。

　　于是，起兵之初的曹操选择了依靠中小地主和下层民众为主，同时拉拢本地士族的方针。这一方针的主要表现是重用曹氏、夏侯氏宗族，提拔农民起义出身的许褚等将领，在用人上“唯才是举”，但又不忘拉拢荀彧、郭嘉、程昱等不得意的本地士族。但这时，多数士族贵族对曹操还是怀有敌意的。

　　在既定的方针之下，曹操实行屯田，从而取得了相对富足的生产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迅速强大起来。

　　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使曹操势力得到迅速的膨胀，但从更长远来讲，也改变了他的社会基础——那就是汉室的危机。曹操借汉室的潦倒，取得了胁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地位。于是，许多具有浓厚忠君、正统思想的士族地主不再如此强烈的反对曹操，如司马懿，虽然之前数次接到曹操邀请都称病不出，但在胁迫下还是出仕，又如孔融，虽然始终反对曹操势力，但在正统思想下还是被迫依附曹操。当然，当时还存在着大量的反对曹操的士族力量，他们大都投靠了袁绍，也有的投奔江东孙策、荆州刘表或者西川刘焉。

　　这时的曹操，虽然对士族地主取得了控制而不是依附的有力的政治地位，他的用人政策也仍旧是有利于中下层民众的“唯才是举”，但是，随着士族在曹操势力中的成分越来越大;随着官渡之战统一北方后大量原属袁绍的北方士族的依附;特别是随着曹操集团中原先起于贫民或中小地主的势力与士族地主的合流，曹操就必须面对士族地主之间、士族地主与非士族地主间、地主阶层与原农民起义军将领、北方士族与部分南方士族(收降于荆州)的各种矛盾，他的政策必然越来越着重于士族地主，曹魏政权也就逐渐由代表中下层民众改为代表士族地主的利益的了

　　这一转变的重要转折点当然是赤壁之战!在赤壁之战以前，曹操的力量如日中天，他所依恃的军功地主和经济力量还足以压制士族地主的抵抗情绪，而官渡之战击败了北方士族的最大代表袁氏势力，也使曹操对士族阶层有绝对的控制权。但是，赤壁之战的惨败使曹操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打击，数十万精兵的损失在当时人口锐减的环境下很难补充，甚至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曹操几乎失去了对北方的控制权(马超、韩遂因此得以占领潼关以西)。于是，曹操不得不依靠士族地主来维持他在北方广大地区的统治，他处理士族所带来的各种矛盾时，也不像战前那样自如。因此，曹操的政策方针，迅速由对外转向对内，用人方针也从“唯才是举”变成“德才并重”，这体现了曹操忙于应付士族地主、庶族地主和广大民众间的各种矛盾以及对士族进一步的妥协。在这以后，曹操的对外战争已经不是统一战争，而是对某些战略要地的争夺，由战略进攻转入和战略防御。

　　从赤壁之战到魏国建立的十余年间，以曹操为代表的，出身于中小地主和贫民的军功地主和士族地主之间进行了长期的较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曹操称王。由于曹操实施的政策还是偏向于军功地主，士族地主担心如果曹操代汉，会危及他们的地位，。所以，士族们千方百计地希望将曹操的势力限制在权臣—外戚(献帝娶曹操女为后)一层。不过，当曹操企图称王时，士族们开始意识到曹操又代汉自立的企图，这当然是他们所不允许的。于是当时出现了激烈的政治冲突，甚至连曹系的重要谋士荀彧都因反对其称王而被杀。斗争的结果是曹操在称王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但他也认识到想要进一步代汉称帝会面临士族们更大的阻力，势不可行，只好自嘲地称自己为“周文王”，放弃了称帝的念头。

　　2、继承人问题。在曹操的诸多继承人中，曹昂早死，曹熊多病，曹彰并无政治才能，曹植虽然聪明，但并没有在士族中建立自己的势力，只有曹丕是代表士族利益的政治力量。于是，士族地主们在曹魏的继承人问题上积极支持曹丕，陷害曹植，最终帮助曹丕取得了王位继承权，也就确保曹魏能够成为士族地主的保护者。

　　曹丕继承曹操王位，标志着曹魏势力从依靠军功地主，控制士族转为依靠士族进行统治。不过在当时，曹丕想要代汉还是有相当的阻力的。于是，曹魏实施了九品官人法，从法律上将士族地主的出身与政治地位结合在一起。这样，曹魏终于取得了北方士族的一致支持，代汉称帝的条件成熟了。

　　魏国建立之后，在魏文帝曹丕和明帝曹睿的统治下，政治上取得了暂时的平衡。不过这种平衡很块被蜀汉的北伐所打破，北方士族大地主的代表——司马氏借蜀汉的北伐掌握了魏国的军权，开始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在魏明帝死后，有很快地夺取了政权。于是，卫国的军政大权都被司马氏掌握，北方士族地主从依附曹魏以影响中央政权逐渐向直接掌握中央政权发展。

　　司马氏掌握政权之路要比曹操平坦得多，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本身是士族阶层的代表，容易得到士族地主的支持。到了司马昭掌权时期，基本上只有曹氏和夏侯氏宗族以及其门生、食客等人还在支持着曹魏政权，各地各阶层的士族地主基本上已经站到司马昭一边。此时，司马氏代魏的内部条件已经成熟，不过魏国在外部还面临着 吴和蜀汉的夹击，如果急躁的代魏称帝，很有可能导致内部的混乱从而使吴蜀有可乘之机。于是，司马昭积极策划消灭较为贫弱，也是对魏国威胁最大的蜀汉政权，为称帝铺平道路。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钟会和邓艾灭蜀，破除了外部势力对魏国的东西夹击之势，单独的吴国这时也处于黑暗混乱时期，无法对司马氏构成威胁。于是在264年司马昭去世之后，司马炎(晋武帝)立即代魏称帝，建立了西晋，进而于280年灭吴，确立了士族地主在全国的统治。

　　纵观代表中央政权的曹魏势力的发展和衰落，其实就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士族由在宦官和外戚的夹缝中生存，到成为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再到直接掌握中央政权这一过程。主要代表中下层地主利益的曹操延缓了这一过程的完成(主要指消灭袁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士族政治逐渐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曹操无力扭转这一局面。曹丕称帝后，建立起一士族贵族为主的、军功地主和士族地主的政治联盟，但随着司马氏的兴起，士族地主继续发展，逐渐将军功地主排斥或者同化，士族对国家的直接统治在曹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